作家郭建龙在其著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大意是：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政权，最关心的都是两件事，一是打造一个控制力强的官僚系统，可以调动最多的资源，干最想干的事；
二是建立一套可靠的财政系统，来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
现实中，中央朝廷的控制力，和它的财政能力是相辅相成的。
控制力强，税收能力就强，
反之，有充足的税收，才谈的上足够的控制力。
然而控制力这个东西，很虚。
比如地方上的诸侯门阀，是不是对中央朝廷阳奉阴违？是不是表面上恭恭敬敬，私下里蝇营狗苟？
这些事情，你只能靠直觉去感受，并不会有直观的数据反馈。
可以直接反馈问题的，是财政。
有没有钱收上来？今年收的多了，还是少了？
这些现象所反应的问题都非常直接——皇帝的统治，是健康的，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经济问题，只有表现为中央最为关切的财政问题时，改革才会发生。
又或者说，财政问题一旦出现，改革就势必要发生。
因为皇帝缺钱，他就必须要下定决心，去调整财政结构，否则权力就要失控，祖宗的江山社稷也可能会断送。
但在网上，只要一提到改革和变法，大家都比较悲观，觉得触动利益太难了。
古代那些有名的改革家，从吴起到商鞅，再从王安石到张居正，哪一个的结局都挺凄惨。
然而，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并不是上面那些人。
而是汉武帝！
只不过汉武帝没有挂一个「改革家」的 title，然后大家就忽略了这位以武为谥的帝王，在财政改革上做出的贡献。
但你想啊，若是他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财政体系，能从全国调集资源，集中力量，对全盛时期的匈奴展开追亡逐北么？
大家通常都认为是秦始皇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实际上，是汉武帝，开创了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
因为是汉武帝真正建立起了大一统帝国的制度基础和财政基础的。
也是汉武帝，首创了一套由中央皇权辐射延申至全国的财政体系，以至于后世的历代王朝，都争相模仿沿用，我们所熟悉的王安石变法也好，张居正改革也罢，抑或是雍正新政，都是在汉武帝设计的制度上，修修补补。
有人就问了：「你前面不是说，只有当皇帝缺钱的时候，改革才会发生么？汉武帝缺钱吗？」
缺，非常缺！
「瞎说，文景之治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盈余，汉武帝怎么可能缺钱？」
汉武帝之所以缺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打仗太烧钱，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打了五十年的仗，文景之治的遗产，还不够他打完上半场；
2）「集中力量干大事」带来了庞大的官僚系统，「大政府」就需要「大财政」来养；
3）高、吕、文、景四朝的「无为而治」，给汉朝的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我们就从隐患这里开始聊，看看汉武帝为什么要改革。
01
汉武帝接手时的大汉王朝，乍看上去，综合国力很强，但其实内部问题很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
汉初所提倡的「无为而治」，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尤其是汉文帝，这位千古帝王的典范、道德圣君的楷模，把轻徭薄赋、宽厚节俭发扬到了极致。
他不仅开创性地把土地税由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甚至有十三年是直接免收土地税的。
这不能不说是仁政吧？
仁吗？
看你站谁的立场。
如果你是地主土豪，政府免你的地产税，你当然觉得仁。
但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必须收税，不然运转不了。
不收地主土豪的税，那收谁的税？
收平民的税。
我们说，所有的税，从大类上分，都是两种：
1）人头税；
2）财产税。
有人说：「不对，还有商业税！」
商业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最终都会纳入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归根结底还是人头税。
人头税的好处是征收方便。
比如通过商业活动征收的「间接人头税」，由于含在商品价格中，披着买卖自由的外衣，老百姓的痛感要低得多。
直接征收的人头税也很好收，编户籍、数人头就行。
汉朝的「人头税」名目繁多，包括口赋、更赋、徭役、兵役……有些要求出力，有些则要求出钱。
财产税具有累进性，所以好处很明显，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的公平！
但又因为财产税是富人税，所以坏处也很明显——征收难度大！
因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会抗税！
他们和各级官僚同气连枝，或隐匿财产，或利用特权左右税收政策。
汉文帝之所以一再减免田赋，除了他是仁君以外，我更愿意相信他是默认了无法征收土地税的现实。
再说了，三十税一具体要怎么执行？
你怎么知道赵地主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该交多少税？
占有土地不用交税，还可以躺着收租，如果你是先富起来的人，你会不会搞土地兼并？
肯定会嘛！
就像现在的房子，由于没有持有成本，谁还不想多买几套用来收获稳稳的幸福呢？
更严重的是，汉朝的土地一开始就分配不均！
高祖打下江山后，根据二十级军功爵位从高到低，依次分给手下人土地和宅地。
爵位最高的是列侯，原则上可以分到的宅地是 105（宅），田地则是没有限制随便占。
爵位最低的叫公士，也会有宅地 1.5（宅），大约是 2500 平，田地也有 1.5 顷，也就是 1500 亩。
高祖分得是不是很慷慨？
就因为太慷慨了，把饼画得太大，大到整个国家都盛不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地嘛。
那就只能有些人分，有些人不分。
哪些人分呢？
当然是官大的人！
哪些人不分？
必然是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人！
你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干？
因为地就归官大的人来分，他肯定会优先分给自己家和亲戚家，你能说什么？你敢说什么？
官僚有特权，本就容易聚敛财富，还在一开局就多分田地，buff 叠满了属于是。
再加上汉初的土地持有成本之低……大汉朝廷的一系列操作，就相当于支了个喇叭，鼓励权贵们搞土地兼并。
财产税少收，人头税多收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扩大！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吕、文、景之后的「天下大治」是有水分的，汉朝的 GDP 总量固然很可观，但大多数平民阶层应该是「被平均了」。
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在其著作《时变》中写道：
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幷兼之势过矣……
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踰等，以富过其事相竞。
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
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在《忧民》中写道：
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
曩顷不雨，令人寒心，壹雨尔，虑若更生。
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
贾谊这号人，要是活在现代，被骂「公知」都算轻的——别人都在歌颂盛世，他倒好，非得给「文景之治」抹黑。
啥意思呢？他前面是说，现在的国家出了问题，官僚和贵族想的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大量兼并土地。
富人生活奢靡，用超出自身需求的财富互相攀比……社会风气堕落到笑贫不笑娼，当官的要是不以权谋私的话，都会被人笑话。
后面是说，汉朝建国三十年，底层百姓还是穷得叮当响，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不向富人借贷，就只能饿肚子，碰到天灾的话，更是要变卖家业甚至卖儿卖女。
不下雨，忧心收成，下雨，又忧心天灾，民间储蓄之低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
另一位治世名臣晁错也给文帝上书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又……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
而商贾大者……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晁错的话跟贾谊差不多，但意思更直接，大致是说劳动者辛苦劳作，收益很少，赋税很重。而官商贵族，投机兼并，不事生产却获利丰厚，又免交赋税，生活奢华！
总之，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家确实富了起来，但富得并不均匀——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的豪门贵族，奢靡无度，而平民百姓则丧失土地艰难求生。
所以汉武帝看似拿着一手好牌，实际上国家的财政基础早已崩坏——已经到了「有田无税、有税无田」的失衡状态。
随着对匈战争进入战略决战，战士的动员、物资的转运、装备的消耗……每天的花费，都是天文数字。
由于平民阶层已经被耗尽民力，所以人头税收不动了，财政不仅无法增长，反而由于人口逃亡而逐渐减少。
汉武帝只有进行财政改革，对有钱的贵族豪强进行征发，国家运转才能维持。
关键是怎么才能收到豪强的税？
02
假设你是汉武帝，你准备如何让有钱人把钱掏出来，支持国家建设？
上来就收财产税么？
不行，那样的话，豪强们就会联起手来，煽动舆论，说财产税不可征、不能征，有「五方博弈」，征了就是与民争利，会向下转嫁……反正就是会给你添堵。
你知道他们根本就是不想交税。
你也知道平民根本就不怕转嫁，因为他们能交的都交了，民力早已耗尽到了极限。
但你必须得一步步来。
汉武帝走的第一步，是劝捐。
这是一种很温柔的征收手段，不外乎就是对豪强们宣传「没有国哪有家」，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有没有人掏呢？
还真有！
有个叫卜式的爱国商人，就把一半家产都捐给了国家。
汉武帝立刻将之立为典型，封官恩赏，不在话下。
然而有觉悟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并不想听你唱「听我说谢谢你」，他花了钱，就要换回点实在东西，比如特权、爵位……
于是汉武帝开发出了一套「武功爵」系统，明码标价。只要买了这个爵位，既可以曲线当官，也可以抵刑降罪，还可以转卖。
是不是觉得很有创意？
但爵位这种东西，如果批量销售，就烂大街了，很快就卖不动。
而且卖官鬻爵，历来就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会被史书批评为「乱政坏法」。
随着汉匈漠北决战的到来，山东又突遭大水，国用严重匮乏，汉武帝必须要想出新办法，搞到更多的钱。
从哪里可以搞到钱呢？
自然是谁有钱又好欺负，就搞谁的钱！
谁有钱？
商人有钱！
此时的汉武帝已经缺钱缺得急了，也不搞什么弯弯绕了，直接颁布法令，要求商人交钱 ，即「算缗」！
算是货币单位，1 算=钱 120 文；
缗是串钱的绳子，一串即一贯，也就是 1000 钱。
算缗规定，商人的财产，每两缗抽税一算; 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缗抽税一算。
后来又开始收车船税，规定除官吏、三老（掌教化的乡贤）和戍边骑兵外，凡有轺车的，一乘抽税一算，商贩的车翻倍；五丈以上的船抽税一算。
你肯定会想啊：「这些商人会老老实实上报资产并交税么？」
当然不会！
《史记·平准书》说：「富豪皆争匿财」。
所以必须要给点颜色看看。
朝廷破解的办法叫「告缗」，即鼓励群众对呈报不实者进行举报，一经查实，违法商人罚放戍边并没收财产，告发者则获得抄没财产之一半。
本来汉朝就贫富分化严重，民间仇富风气盛行，「奉旨举报」的命令一下，群众热情高涨，争相告缗，中等以上的富人家庭，大部分都被告破产了。
光搜刮商人还不够，正的大户是各地诸侯王和世家大族。
他们垄断地方的经济资源，隐匿人口，逃避税收，是帝国效率最大的损失。
对待诸侯王，汉武帝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招。
「软」招叫「推恩」。
以前，诸侯王去世后，会把爵位和封地传给嫡长子，地盘和 title 都不变。
但现在则要均分给各个孩子，而且爵位必须限制在侯及以下。
这样一来，客观上就造成了诸侯国的「分裂」和「缩小」，从而变得更容易控制。
「硬」招就是找借口直接夺国。
汉武帝曾以诸侯王所献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由，废掉了占当时半数之多的 106 位列侯（《汉书·武帝纪》）。
而对待树大根深的豪强世家，汉武帝则采取了严苛的强制迁徙令，逼迫他们离开根基之地，且不得族居。
这就是著名的「迁茂陵令」：
《史记·主父偃列传》载：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可谓不诛而害除。
《汉书·武帝纪》载：「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
光动其根基还不够，汉武帝还起用了大批「酷吏」，以残暴的刑罚对各地「乡贤」和「黑恶势力」进行了严酷镇压：
《汉书·酷吏传》载：酷吏王温舒「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至流血十余里」。
《汉书·张汤传》：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有人就问啦：「这时的汉武帝，就不怕这些人搞舆论战啦？」
不怕了！
因为汉武帝通过连年的军事扩张，已经树立了强大的统治威信，并培植起了新兴的军功贵族和官僚贵族，可以熟练展开「拉一派打一派」的政治操作。
在他眼中，这些旧贵族，就是帝国的补给包，连续的抄家，使大汉朝廷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回收的土地更是无数。
但罚没收入即使再多，也都是临时性的，花完了就没了，所以钱还得再搞。
03
如果是现代政府缺钱，你觉得它会怎么办？
超发货币，对不对？
古代也这样！
超发货币在纸币时代很容易理解，但汉朝还没有纸币，那时候的钱，不是金属就是实物，没有超量的矿产、谷物和布匹，怎么超发？
照样可以超发。
古代官府超发货币的办法，不是「铸大钱」就是「铸小钱」。
原理很简单，就拿「铸大钱」来说，假设现在市面流通的是「壹铢钱」，朝廷收上来 10 枚壹铢钱，融了，铸成 1 枚「百铢钱」，官宣兑换比例为：
1 百铢钱 = 100 壹铢钱。
这就相当于超发了 90 钱。
「铸小钱」也同样不复杂，就是收上来 10 枚壹铢钱，融了，铸出了 20 枚更小的钱，但也当壹铢钱使。
这相当于超发了 10 钱。
刚开始，老百姓还不明所以，老老实实按官府要求的比例兑换。
但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新钱不如旧钱值钱，就会抵制新钱。
你拿着一枚百铢钱，想当 100 个壹铢钱使，但商家不干，人家只认可那玩意顶 10 个壹铢钱。
这就是古代的通货膨胀——原来 1 个百铢钱可以买 100 个馒头，现在只能买 10 个了。
但是官府发行新币，和群众发觉新币变毛之间，有个时间差，所以这事对缺钱的官府很有吸引力。
但副作用也很大。
首先，一旦有人发现 10 个壹铢钱可以铸成 1 个百铢钱，并能当 100 个壹铢钱使时，900% 的利润会让盗铸者趋之若鹜，民间的投机商人就会大量回收旧币，铸成新币。
然后市场上就没有旧的壹铢钱了，全是名不副实的百铢钱，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其次，经济会严重「脱实向虚」。
种地哪有铸币来钱快呀，时间一长，种地的人就越来越少，国家根基便会动摇。
再次，货币失去了信用，百姓啥也不信，商业活动下降，宏观经济遭受打击，照样影响政府收入。
所以超发货币这种敛财行为，确实能快速且轻易地搞到钱，但长期看，是自掘坟墓。
基于上述逻辑，汉武帝为了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进行了多次敛财性质的货币超发。
比如鹿皮币，就是一种白鹿皮做的垫子，强制作价 40 万钱。
但这是为了专门薅贵族羊毛的一种货币，要求他们上贡的时候，必须用这种鹿皮当垫子。
本来他可以明抢，却非要送诸侯们一块破垫子，所以诸侯们就偷着乐吧。
除了皮币，汉武帝还发行了白金币、更铸三铢钱、新铸五铢钱、赤仄五铢钱……
但这些新钱很快就被玩成了「一次性」货币——只薅了一轮羊毛，然后就泛滥成灾了。
汉武帝很头疼，因为如果朝廷的货币不能流通全国，那他就无法通过发行货币来集中经济资源，也无法长期征收「通胀税」。
事实证明，专业的事，还得由专业的人来干。
公元前 113 年，史上最著名的财政大臣（没有之一）——桑弘羊上线，他替汉武帝稳定了货币制度。
首先，他利用暴力机器，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严禁民间私铸；
其次，他改进了防伪技术，使得盗铸成本变高。假如造 10 万假币要花掉 20 万，不就没人愿意造假了么？
自此，西汉王朝终于实现了货币稳定。
随之而来的经济稳定，不仅给国家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税收，也为汉武帝其他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04
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中，最有名的就是「盐铁官营」，其历史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首先，盐是生活必需品，自不必说，而铁不光是制造兵器的原材料，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搞农业不能不使用铁制农具吧？
总之，古代百姓对盐铁的需求非常刚性，价格就算再涨，也不能不用，只要对盐铁实现垄断经营，就有暴利。
其次，盐、铁的生产，需要开矿山，需要特定的生产场所，只要控制住这些地方，就能实现垄断。
再次，把税含在盐铁产品的售价中，属于间接税，百姓痛感更低，非常符合「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的收税原则。
垄断暴利+管理方便+超低税痛……试问还有比垄断盐铁更好的搞钱方式吗？
有人说：「有，那就是土地金融！」
土地可以衍生债务，而现代金融又可以把债务变成货币，再通过通胀反复收割。所以土地金融，厉害就厉害在可以把税收到几十年以后。
然而汉武帝时期，信用工具尚未被创造出来，即使让你穿越过去，你也搞不了土地金融，盐铁官营才是当时最厉害的「抽血泵」。
基于「盐铁官营」的经验，大汉朝廷又在全国推行「酒类专营」和「均输平准」。
由于酒是成瘾性高的商品，需求也很刚性，相当于现在的烟草专卖。
「均输」则是通过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把诸侯国上贡给中央的各类产品，就地卖掉，或者运到外地卖掉。
这项买卖无本万利，民间商贩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平准」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收储制度。
比如猪周期，为了稳定猪肉价格，国家会在猪价低的时候，收储冻猪肉，在猪价高的时候，投放冻猪肉。
综上，汉武帝为了满足了战争和「大政府」的财政消耗，也为了弥补汉初「舍地税人」的财政缺陷，开创性地使用了一系列的财政工具。
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些工具的影子。
05
汉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带来了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新洗牌，这意味着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流动，是一个国家欣欣向荣的象征。
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希望，都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向上，就有机会获得军功，或者被「举贤良」，从而进入帝国中枢，分享特权。汉朝显然经历过一段人人有希望、人人奋进的高潮阶段，不然马踏匈奴的功绩和万国来朝的伟业也实现不了。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汉武帝后来搞到民不聊生，户口减半，又怎么说？」
我想说，这就是王朝统治的规律——扶植新贵族打压旧贵族，这个过程会带来阶层的流动和资源的分配，会给社会重新注入活力。
但一段时间之后，新官僚就会取代旧贵族，新势力就会取代旧豪强，他们固化社会结构，霸占经济资源，窃据特权，大搞兼并，就又会造成国家效率的损失……
然而这样的事实，并不能说明汉武帝的改革是无效的，只能说明改革需要不断反复地进行。
因为任何一套系统都会有漏洞，有漏洞就会被钻。钻的人越来越多，制度系统就变了，就偏离了原来的设计初衷，所以必须反复纠偏。
举个例子，汉武帝为了控制地方官，发明了刺史制度，这是一种以小制大，只管官不管民的设计。
可到东汉时，刺史发育成了「州牧」，比如曹操，就当过兖州牧，刘备当过豫州牧——本来是为了加强控制的设计，后来却走向了失控，成了军阀，这就是缺乏纠偏的后果。
然而 「牧」这个字，很好地概括了封建时代官和民的关系——官的作用，就是 「牧民」。
什么叫「牧民」？
和牧马、牧羊类似，即管理平民，让平民顺从，并从平民身上提取经济资源，就叫「牧民」。
就像牧羊是为了薅羊毛一样，「牧民」也是为了把百姓劳动创造的财富剩余拿出来，不管是收税、货币超发，还是垄断获利，都是这个目的。
所以这些古人的治政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启发呢？
1）历史上的税，都是先收容易收的，也就是人头税。
当财政出现问题时，就是人头税收到了民力耗竭的程度，就必须要改革。
而所谓改革，就是指调整税收方向，由谁比较好收就收谁的，改成谁有钱，就收谁的。
2）完全不用担心税收向下转嫁，一来，底层的负担已经被推到了极限，无法加压，因为只要你还能扛更多，他早就急不可奈地给你继续加压，哪里轮得到「豪民」搞转嫁？
二来，财产税是直接税，没法转嫁，地主豪强若想避税，只有放弃所持有的资产，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资产的再分配。
3）古代的货币超发只能薅一轮，而现代的货币刺激，也被证明只在短期有用，长期看，只会带来通货膨胀，制造出更大的经济问题，从而影响财政收入。
4）经济结构的改革，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能够创造出人人都有希望的社会，使国家焕发出强大活力，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就来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