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明王朝 1566》的时候，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嘉靖这老小子总自比汉文帝，他们也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外藩出身，都高智商、擅权谋，也都笃信黄老搞「无为而治」，但为什么汉文帝搞出的是文景之治，而嘉靖搞出的是「家家皆净」呢？
01 厚黑皇帝
电视剧中的嘉靖，给人的印象是：修道，贪财，聪明，好面子……
历史上的嘉靖，也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还有性怪癖、专权。
有人说，不对呀，嘉靖老道 20 年不上朝，怎么做到「专权」的？
李洁非老师在其著作《龙床》中讲：
嘉靖是罕见的运用思想、精神、心理因素，甚至仅仅靠语言来控制权力的专家。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他不必宵衣旰食，也不必殚精竭虑，只须只言片语，即足令臣工戒慎肃栗。
意思是，嘉靖是个极有心机的皇帝，而且悟到了权术的本质——不是勤政，也不是爱民，而是控制。
说得通透一点，就是驭人。
嘉靖驾驭群臣的套路有三个：一是拉新打旧；二是搞平衡；三是特务统治。
这些套路，现在很多大公司的领导也喜欢用，所以大家学一学，或许用得上。
1）所谓拉新打旧，就是培植新人，打压旧人。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最精彩的内阁斗争，就是从嘉靖朝开始的，张骢斗杨廷和，严嵩斗夏言，徐阶斗严嵩……
大臣们斗得死去活来，但在背后操盘的，全都是嘉靖——只有他，拥有稳稳的幸福。
他就像炒股高手一样，在新人崭露头角的时候买入、加注；
在旧人如日中天时逃顶，然后反手做空。
这样一来，任谁都无法积攒起足够撼动他的实力。
2）所谓搞平衡，就是剧里演的那样，任用严党搞钱，又用清流制衡严党，他则假装当裁判，居中节制。
为什么说假装呢？因为他早期是偏向严党的，毕竟钱是替他搞的，三七分嘛。
但后来严嵩老了，严党变质了，从「一心唯上」变成了「一心自肥」，嘉靖就容不下他们了。
3）他还搞特务统治，东厂锦衣卫遍布朝野。
嘉靖虽然从不搞微服私访，但到处都是他的监控和人形摄像头，官员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数据库里。
不过话说回来，会搞权力斗争，肯定不算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牛逼皇帝的必备素养。
特别像嘉靖和汉文帝这样「外藩出身」的皇帝，原本是个小透明，突然天上掉馅饼，当上了九五至尊，可以说是无根无柢——要资源没资源，要经验没经验，更谈不上什么威望、班底、权力积累。
要是不会点手段，大概率会沦为权臣的傀儡。
嘉靖能当上皇帝，用权臣杨廷和的话讲，是「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这么长一串的身份，跟报菜名似的，就说明嘉靖和前任的正德皇帝是八竿子才打得着的关系。
原因是正德老兄玩了一辈子，御女无数，却没能玩出个儿子，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巧的是，他自己还是根独苗，于是皇位就便宜了堂弟，也就是今天要说的男主——嘉靖。
汉文帝坐上皇位的过程要波折得多。
众所周知，刘邦杀青之后，掌权的是吕后。
吕后为了巩固权力，提拔了很多娘家人，并拼命打压刘姓皇族。
汉文帝刘恒虽是刘邦的第四子，但由于是一夜情的结果，所以不怎么受待见，早早就跟着老娘跑到封地过日子，一直没什么存在感，反而躲过了吕后的清洗。
吕后一死，掌控朝局的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周勃、灌婴等功臣集团掌，他们斩杀诸吕，自然也不会放过吕氏拥立的小皇帝。
但大汉朝又不能没有皇帝，所以还得再立一个，选谁呢？
和吕氏有瓜葛的？pass！
太有存在感不好掌控的？pass！
他们选来选去，选中了刘恒，目测这个小伙子应该会很「听话」。
也就是说，权臣的拥立，才是嘉靖和汉文帝从小透明升上皇帝的直接原因，
而权臣想要的回报，自然是皇帝的「合作」。
所以嘉靖和汉文帝执政之路的第一关，便是来自权臣的试探和挑战。
嘉靖当时才 15 岁，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走哪个门」—— 文官集团想让他按皇太子的标准走侧门。
汉文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功臣集团首脑周勃发过来的「你过来，我和你谈谈」。
如果是你遇到这两题，你怎么破？
这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前者是形式主义，走哪个门，有什么所谓呢？
后者更无所谓了，谈谈？谈谈就谈谈呗，看老小子能翻出什么花样。
但嘉靖和文帝的政治敏感性极强，他们都看出了门道——这种小动作，其实是对皇帝的服从性测试。
所以嘉靖态度很鲜明，不行，非要走正门：「我是来当皇帝的，又不是来当皇太子的！」
文帝就更拽了：「你想谈什么？如果是公事，为什么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谈？如果谈私事，那对不起，皇帝哪有私事？」
从这样的小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两位皇帝，都很有主见，都不可能被操控为傀儡。
嘉靖后来通过「大礼议」，利用官员们的投机心理，煽动文官集团互斗，并逐渐掌握了权力斗争的诀窍，从此把封建官僚玩弄于股掌。
汉文帝就更高明了，他玩了个「请客、斩首、收下当狗」的三连招：
1）先分封功臣集团，安抚他们，麻痹他们，这叫请客；
2）然后就拉陈平打周勃，并敦促功臣集团离开首都去往各自封邑，分化瓦解他们的抱团，这叫斩首；
3）最后精心挑选张苍接任丞相，这人虽是功臣集团的一员，但为人非常「老实」，安安分分给文帝当了 15 年的秘书，这就叫收下当狗。
看到这里，嘉靖和汉文帝是不是很像？
确实很像，不光如此，他们还在个人信仰上，都笃信道家的黄老之术，在政治上号称「无为而治」。
但汉文帝搞出的，是历史上公认的、可信度最高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而嘉靖搞出来的却是「家家皆净」，差别在哪里呢？
02 无为而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了一大堆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提出了各自关于治国理政的观点。
黄老之术，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一款政治哲学，特指黄帝和老子的思想理论。
后世一般认为，这里的黄帝和老子是被「托名」了，名人效应嘛，弄个大 title 比较容易传播。
这套理论有三个方向：
一曰修身，它融合了道家养身、儒家修德的观点。
二曰经世，它认为君主应该「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提倡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
这就很亚当·斯密了有没有？
无为致有为，简直就是战国版的「看不见的手」。
三曰致用，也就是科技发明。
看出来没？所谓黄老之术，几乎就是道、儒、法、墨的整合版。
汉文帝确实掌握了黄老的精髓，他一上台搞的就是「小政府、大市场」那一套，「轻徭薄赋」，鼓励百姓安定下来，安安心心搞生产。
汉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农业税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又将人头税从 120 钱/年，减为 40 钱/年，丁男每一年出一次役，减为每三年出一次役。
没等上述减税措施落实，文帝就接着下令，直接免除了农业税，而且一免就是 13 年（《汉书·食货志》）。
记性比较好的同学可能会想到，我国在 2012 年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到现在也有十来年了。
但没有可比性，因为现代社会，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非常低，而且抛荒严重，农业税在财政收入的占比中微乎其微，征收成本都快高于征收金额了，免除是大势所趋。
但在汉文帝时期，农业占整个国家 GDP 的 90% 以上，所以当时免除农业税，相当于现在的免收进城税，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文帝与民休息和藏富于民的决心。
有人就要问了，收这么少的税，他怎么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呢？
1）过紧日子。
汉文帝全家带头搞廉政建设，衣食非常朴素。
皇帝都这样，大臣谁敢搞铺张？
2）精简机构。
小政府嘛，汉文帝时期的官僚系统非常简洁精悍，只维持了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军事建设，每年养活官僚阶层的财政支出只需几十万石。
相比于汉武帝末期，官僚系统每年 400 万石的财政消耗（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汉文帝的行政班底可谓极其简洁了。
3）买卖爵位。
这是沿用的秦制，指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这样就可以获得税收以外的财政收入。
有人说这是封建糟粕。
对，历史局限性嘛。
不过轻徭薄赋，精兵简政的效果是显著的，那就是国富民强。
司马迁在《史记》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盛世场景，被后世人无数次引用：
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国库的钱太多了，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仓库里的粮食吃不完，堆着发霉；
到处是成群的马匹，你要是骑一匹母马，都不好意思出门……
马这个事为什么单独拿出来讲呢？一是因为司马迁所描述的画面太美，相当于现在的家家户户都有高档 SUV，你要是开一台奇瑞 qq，是没法合群的。
二是汉初太穷，高祖刘邦举办大型活动时，整个国家连 4 匹白色的马都凑不齐，这么一对比，就能衬托出汉文帝时期的经济增长有多迅速了。
嘉靖不是也说自己笃信黄老，搞无为而治么？他怎么没有这样的成就呢？
因为嘉靖是个烂人！
他所信的黄老，既不是经世致用，也不是修身养性，而是炼丹修道求长生。
有人说，汉文帝不是也有过「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糊涂时刻么？
他那是被李商隐坑了。
汉文帝当时和贾谊聊完鬼神之后，感慨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意思是，我以为贾生离开了这么久，我的学问该超过他了，没想到还是他更牛逼啊。
你看，原本是搞学术，硬生生被传成了搞迷信。
但嘉靖是真搞迷信，天天躲在西苑，设醮行、修道观，还把元素周期表吃了个遍。
他口口声声「朕四季常服不过八套」，但干的事情却是倭寇可以不剿，鞑靼可以不安抚，灾民可以不赈济，官员欠俸可以不发，唯独道观不能不修，仙丹不能不练。
如此上行下效，官员焉能不贪？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指的是贯穿始终的「小政府」，而嘉靖的版本，却是「甩锅」。
「老子二十年不上朝，搞的是无为而治，如果有问题，那肯定是你们的问题！」
可实际呢，他本人就相当于大明朝的户部尚书，账算得门儿清，搞钱无所不用其极。
钱不够用就掠之于民，民变在即，又掠之于商，商人吃完，就抄家贪官……可不就家家皆净了么？
为什么汉文帝和嘉靖都是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成果？
网上有很多人说，因为嘉靖的天赋点错了技能树，他把聪明才智，用在了权谋斗争和驾驭人心上了。
但那些名垂千古的皇帝，像汉汤文武、唐宗宋祖，哪个不是权谋斗争的高手？
依我看，还是海瑞在《治安疏》中总结得到位，嘉靖是「以一人之心，夺天下人之心」。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极度的自私，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全天下的人都当成了工具人。
严党是敛财工具人；
清流是看着严党的工具人；
天下苍生则是形同牛马的工具人。
但嘉靖也曾是个「屠龙少年」啊！
他即位之初，深感前朝弊政的祸害，对杨廷和大刀阔斧的除弊措施，均予照准，不仅大力裁减皇家役仆和京官用度，连那些攀关系走后门的二代们，也处理了大半，史料记载曰：「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
这些举措，大大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
后来他所任用的张骢、桂萼、夏言等，也都是能干之臣，他们继续铲除积弊，革新吏治，颇有作为。
虽然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张骢、桂萼被描述为卑鄙的政治投机分子，但实际上他们非常有担当。
嘉靖一朝，之所以能人辈出，直接原因便是张骢改革了科举风气和官员选拔制度。后来张居正改革所推行的一条鞭法，也是从桂萼手上孵化出来的。
所以海瑞对嘉靖执政初期的评价，非常正面：
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天下忻忻，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
但嘉靖怎么就变恶龙了呢？
因为皇权专制所赋予的绝对权力，会腐蚀人！
当一个人享受至高无上的尊荣，可以毫无约束、毫无顾忌地做任何事，更有无数逢迎谄媚之人围在身边，挖空心思地百般讨好取悦……时间一长，试问他如何还能用清醒的眼光看待世界、审视自我呢？
「那也有不受腐蚀的啊，比如汉文帝！」
但像汉文帝这样的皇帝，是极少数，我们普通人就是活十辈子，也未必能摊上一个！
在皇权专制时代，权力的本质是人，同一个位置，不同的人来坐，结局天差地别。
所以在封建统治的三四千年里，先贤们始终认为，只有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是有道明君，天下方能大治。
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游说君王，盼望能「致君尧舜」。
比如孟子，到处走，到处被人问：「先生何以教我？」
然后他一顿嘴炮输出，把诸侯们说得俯首贴耳。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心心念念的，也是教育君王，使皇帝陛下修德行、赞化育、修身养性、以德治天下。
这就叫「得君行道」！
即通过向君主说教，来完成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就好比海瑞，所谓「正君道、明臣职」，其实就是劝皇帝：「求求你赶紧做个好人吧！」
那皇帝要是不干呢？
皇帝多数时候都是不干的！
历史上那么多皇帝，能听得进劝谏的，也就史书里反复被夸的那几位。
在我们的教材中，每次都是孟子赢了，但真正听了他的劝，以王道治天下的君主，又有哪个呢？
03 觉民行道
既然对着皇帝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是扯淡，那要怎么做才能天下大治呢？
卡尔·波普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怎样组织我们的统治结构，才能使堕落的或无能的皇帝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
我有段时间很迷王阳明，一直在思考他在贵州龙场所悟的道，到底是个什么道。
偶然间看到一位叫获麟采薇的网友说：
王阳明所悟的道，是放弃「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
虽然我觉得王阳明的道，未必是这个，但「觉民行道」的说法还是一下把我给点醒了。
既然不能指望君主是道德圣人+完美君子，那么要想实现理想中清平盛世，单靠劝说君主，肯定行不通，鬼知道你碰到的是汉文帝还是嘉靖帝呢？
所以势必要换个路径！
知乎上曾有个热门话题，问的是「韩国人知道自己被财阀控制了么？」
这个问题的提法虽然有些傲慢，但对它的思考却非常有意义。
假如韩国的问题都是财阀造成的，那是不是把财阀铲除了，问题就解决了呢？
不可能，因为就算肢解了三星，还会有四星、五星……根源在于，只要韩国的社会土壤允许财阀的存在，就一定会有财阀生长出来。
所以觉民行道的要旨，就在于让韩国人都知道，不能有也不应该有财阀，也要让大家知道，该如何限制资本无序增长，进而制约财阀。
也就是说，只有让老百姓都自觉起来，主动参与制度建设，才是人间正道。
「觉民行道」之所以很重要，还在于权力向来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皇权专制之下，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朝廷官员的权柄和威仪，不是来源于百姓，而是来源于皇帝，你猜他们是愿意为天下苍生的生计奔忙，还是更乐于逢迎媚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严嵩起初也是个正直少年，大坏蛋刘瑾、江彬当权时，他辞官隐居近十年，有人几次请他出山，他都严词拒绝，理由是「奸臣当道」不甘同流合污。
他死前的绝命诗，写的是「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
这个明代第一大奸臣，竟然也好意思说「报国」、「忠赤」，是不是有点讽刺？
但你能说他不忠么？
他要是不忠，怎么可能在嘉靖手底下执掌内阁 20 多年呢？
嘉靖可是拉新打旧的高手啊。
所以他忠的是嘉靖，报的也是嘉靖，因为嘉靖是他的权力来源，而不是天下苍生。
嘉靖一朝的权力结构已然定型，换谁来当首辅，又有什么差别呢？徐阶难道不是靠写青词拍马屁上台的？严党倒台后，清流们所干的不照样是「再苦一苦百姓」么？
严党固然腐败不堪，但清流也同样不对百姓负责，皆因百姓不是封建统治的权力来源啊！
1945 年 7 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教员之邀，访问延安，留下了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教员高兴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以上，从对汉文帝和嘉靖的对比中，延申出了以下讨论：
1）在古代，指望「明君在位」而天下大治，终究是一场奢望；
2）「得君行道」走不通，因为大概率碰到的是被权力腐蚀的嘉靖，而不是不忘初心的汉文帝；
3）「觉民行道」的关键，就是唤起所有人的主人翁意识，让人人都负起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