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僚 or 政治家？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 Stavrianos，对中国古代史有如下评价：
古代中国，从来不是由商人和政治家管理的国家，而是由地主和官僚管理的国家。
有人要问了：
官僚和政治家，难道不是一回事？
还真不是一回事！
简单说，官僚做事，是为了做更大的官；
政治家做官，是为了做更大的事。
举个例子，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中的赵贞吉，就是典型的官僚。
他虽然不是严嵩那样的贪官，但为了入阁拜相，就去刻意逢迎嘉靖，动不动「苦一苦百姓」，像这样的人，心里是没有苍生的，只有权位，所以是官僚。
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掌握权力，是为了实现理想中的社会。
「那要这样讲的话，历史上的确是官僚、地主占主流，政治家少有啊？」
少有不是没有，在我心中，王安石，就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首先是他从不搞形式主义，不摆谱，即使做了宰相，权倾朝野，但连轿子都不坐，只骑马。
他说人不能让人抬着。
后来隐退了，皇帝依然很照顾他，许他不少特权，但他却连马都不骑了，出行就是一仆、一驴、一袋饼，与普通村民老汉无异。
要搁现在，这就是首相挤地铁、大使坐经济舱的大新闻了。
而且他天天如此。
其次，他从不逢迎攀附。
王安石还在基层的时候，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上司，叫包拯。
有一天，包大人攒局，同事们一起吃吃喝喝，交流工作，联络感情。
按理说，这种场合是小年轻献殷勤巴结领导的好机会，可偏偏有两个人不识趣，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他后来的死对头——司马光。
「全场这么多人，就你俩不喝，是不是想说不会喝、没喝过、喝了过敏？」
司马光一看领导黑脸了，赶紧一饮而尽。
王安石依然不识相，就不喝，不给面子你能咋地？
这货刚中进士的时候，他的老乡晏殊，没错，就是那个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时任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
老乡见老乡嘛，晏部长就热情地请小王同学吃饭：「小王啊，我很看好你哦，将来你的官说不定做得比我还大……」
当时的晏殊，可谓是地位超然，他的大腿一般人根本抱不上，更别说王安石一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了，换别人早就跪在地上叫爸爸了。
他倒好，竟然说：「嘁，浅薄，升官发财算什么，我有那么俗吗？「
这样的人，你要说他贪图名利、恋栈权位，打死你我也不信。
但凡讲王安石，照例都要讲一讲他不拘衣食、不好女色的八卦。
我们小学的课文中，讲过一个小朋友因为读书太入迷，把墨汁当糖蘸着吃的故事：
王安石也是这个调性。
有一次皇帝带大臣钓鱼，他不钓，坐在一边发呆，呆着呆着太投入，一不小心就把整盘鱼饵给吃光了。
那玩意儿能好吃吗？
还有一次，他请人吃饭，堂堂宰相，总理着当时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的几乎全部事务，就算不搞国宴不开茅台，总得整几个像样的菜吧？
他就不，他请人吃大饼。
但对方也是个官啊，骄奢淫逸那是老本行，大饼实在吃不下，但又不好驳了宰相大人的面子，只好做做样子，把饼中间的馅儿给吃了。
接着，让人尬到滴汗的一幕来了，王大人竟然当着对方的面，把人吃剩下的面皮拿起来吃掉了，整个过程丝滑自然，毫不做作。
前几天，新闻上看到马斯克的女友吐槽他活得像个乞丐，很多人还不信，觉得那么大的富豪，不养尊处优、酒池肉林像话吗？
其实现实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一心只想做事，对吃什么穿什么还真不在意。
比如我们办公室的陈思炜老师，他明明是个二代+上海土著，工作做得也很好，还既高又帅，以他的条件，不灯红酒绿、鲜衣怒马，简直是不务正业，但他在第一本书里写，「可以一整年都只吃鸡腿饭」、「同一套衣服，每样买五件」……
有人说，这怕不是越有钱越抠门吧？
在王安石的眼里，恐怕都没有钱这个概念。
有一次他老婆给他买了个小妾，被他拒收了——不光把小妾送了回去，还再贴人家一大笔钱，嘱咐那位少妇回去好好过日子。
你见过把钱往外抠的抠门吗？
王安石就这么个人设，不攀附、不享乐，还低情商！
他终其一生，始终能够做到不拘衣食、不好女色，除了能用品性高洁可以解释外，再就是他的心思，从来没放在世俗享乐上——他一心只想搞事业。
王安石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变法。
二、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之所以要变法，是因为大宋病了，不变不行。
但这个病，表面上又不太能看出来。
从普通人的视角看，仁宗到神宗时期的大宋，简直是「厉害了，我的宋」。
首先，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晏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沈括……这些光耀万世的名字，都在这个时期登台。
其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繁荣、科技繁茂、城市繁华，不光产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还孕育了四大发明中的三样——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也远超之前的任何时期。
这是最好的时代，君臣共治的文明成果被层层打开，是后世无数「风雅人士」，最向往的时代。
你就是让我穿越一百回，我还是选择穿越到宋朝。——高晓松
但也正是这个时代，被历史教材盖戳「积贫积弱」，被后世戏称为「大怂」，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才谢幕不久，就发生了耻辱的「靖康之变」。
困惑啊，这样繁盛的文明，何以如此脆弱？仿佛一个精美瓷器，看着富丽堂皇，结果一碰就碎。
意难平，所以我时常幻想穿越到那个时代，和大宋精英们一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夏之将倾。
我们由于处在上帝视角，知道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而三冗的根源，在于宋朝的制度设计是「守内虚外」。
赵宋官家得国不正，于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加强君主集权上。
既要不停讨好掌握舆论的文人士大夫，不光给权给钱，还分房分地；
又要不断削弱地方，防止出现权臣或军阀，再搞一次黄袍加身。
但直接削，又担心给人逼反了，于是就通过增设办事环节、增加官员职位，搞分权。
分权的结果，就是行政机构越来越臃肿，办事的效率也越来越低，相当于养了一大堆废物。
其实还不如废物，因为这些人会勾心斗角、互相掣肘，还会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扰乱民生。
分权的思路贯彻到军队，结果就是「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指挥混乱。
宋廷为了维稳，又把军队发展成了流民的收容系统，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他们还动不动就把流氓土匪刺字发配，拿去充军，这样的军队没有荣誉感，打顺风仗还行，拼命？没门！
兵虽然招了一大堆，国防支出也占到了财政的六成以上，但就是打不了仗，还需要花钱买和平。
冗官、冗兵、岁币，都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全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宋朝苛捐杂税最多时达到六七十种，而唐朝仅有 15 种左右（《宋代经济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总之，王安石时期的大宋，确实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但同时吏治腐败、军队孱弱、财政失衡、贫富分化严重。
对于士大夫和地主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平头老百姓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
问题是，北宋的统治精英们知道这些吗？
他们虽然「身在此山中」却未必「不识真面目」。
1043 年，虽然此时的王安石才刚出道（22 岁），但范仲淹等一众庆历名臣们，早已认识到三冗问题的严重性——就算不会立刻动摇北宋的统治根基，也已经进入到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了。
范仲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裁汰冗员、精兵简政，史称「庆历新政」。
官员们本来躺平得好好的，现在突然要求抓 kpi，上报个人财产，还动不动就派巡视组下来翻案底，这谁经得起翻？
实在受不了，必须想办法把新政搞黄！
什么办法呢？又不能说反腐不好……
哎，就说范仲淹搞「朋党」，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背着领导搞小团体。
这种事吧，一来当事人无法自辩，根本说不清。
二来甭管是不是真的搞朋党，但皇帝最忌讳这个，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仁宗皇帝果然道行浅，被人利用，当了回刀子。
范仲淹也看出了皇帝「因循苟且」的本色——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洪水滔天那是后人的事。
从庆历新政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出：
1）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是很危险的事；
2）改革是有滞后性的；即使是人人都知道的问题，但只要洪水没有淹到脖子以上，执政者都会接着苟。
等到宋神宗继位的时候（1067 年），洪水真的淹到了脖颈子了——朝廷已经连给官员发奖金的钱都没有了。
这时要还是不改的话，都不用外敌来打，北宋朝廷自己就会崩溃。
公元 1068 年，坐标汴京。
47 岁的王安石，第一次见到了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开启了一场改变大宋国运的君臣问对。
那位年轻的帝王，把头发梳成了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戎装，踌躇满志。
王安石垂拱而立，目光深邃，大脑飞快运转：
1）神宗长在皇宫外，靠近群众，了解民间疾苦；
2）他二十来岁，血气方刚，天天想着「虽远必诛」；
3）他老爹英宗是过继给宋仁宗的，仁宗到死都想有个自己的儿子，所以英宗这皇帝当得有点别扭。
神宗看到老爹终日提心吊胆的模样，当他继承大位，就想干一番事业，以昭示自己帝位的正统性。
什么样的功劳，最能树立政治威望？
必然是扫荡蛮夷，收复燕云十六州，甚至于是恢复汉唐旧境，也不是不敢想。
但整军备武需要钱，钱从何来？
不改革财政，一切就无从谈起！
小皇帝也早已听说过王安石，正仔细端详他的简历：
从这份履历中，神宗皇帝和我们都能看出，王安石有丰富的基层治政经验，先后做过幕僚、知县、知州，主管过刑狱，协理过税收和国家财政。
他还记得王安石十年前写给仁宗的《万言书》中有这么几句：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这意思是说，没钱不可怕，只要用对了方法，钱很快就来了。
什么方法？神宗也很想知道，于是开口问道：「我想要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应该怎么办？」
「选对路线！」
「唐太宗怎么样？」
「辣鸡，要学就学尧舜！」
我觉得，王安石在这里有利用信息不对称忽悠人的嫌疑。
唐太宗哪里差了？尧舜再牛逼，也只是传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谁也不知道，还不是谁知识面广，谁就拥有解释权？
神宗又问：「爱卿如果执政，先做什么？」
「变风俗，立法度！」
这里的风俗，指的是社会风气，王安石的意思是，先要改变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社会风气，建立制度约束，提升行政效率。
神宗笑了，他和王安石，一个有心图强，一个志在变法，一个血气方刚，一个锐意革新，他们就像干柴遇到烈火——确认过眼神，就是彼此要找的人！
三、做大蛋糕，还是做好分配？
变法的理由足够充分，变法的设计师也挺靠谱，假如你是宋神宗，你先做什么？
先开会！
「现在国库空虚，官员们的赏赐都发不出，该怎么办呀？ 」 皇帝正襟危坐，用锐利眼光扫过众人，想看清他们的表情。
司马光凛然出众，率先发言：「陛下，现在财政困窘，天灾连发，官员的奖金就不发了吧，领导干部要带头过紧日子啊！」
王安石不以为然，抢白道：「陛下，臣以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革财政，增加收入。」
司马光似有所料：「呵呵，改革财政？还不就是巧立名目，增加赋税，榨干百姓？」
王安石：「非也，完全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信不信？」
司马光则说：「不信，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公家既竭，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听出差别了没有？
王安石的指导思想，是做大蛋糕。
司马光则认为蛋糕无法做大，无非就怎么分的问题，国家多分，老百姓必然少分。
这里要先给司马光同志发张好人卡，千万不要因为他反对变法，就给他扣个既得利益者的帽子。
其实司马光在做人方面，很靠得住，可以说和王安石非常一致，当时的人都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完全是君子之间的政见之争，绝非利益之争。
若你是神宗，你更相信谁的说法？
有人说，皇帝既然重用了王安石，肯定是 pick 了王安石的理念。
还有人说，看问题要切合时代背景，在农业社会，做大蛋糕确实不可想象，司马光明显更对。
你怎么看？
你是不是觉得用现代人的视角看，做大蛋糕更有道理，但放在当时，司马光更显得体恤百姓？
真实的情况是，司马光的理论，即使是放在当时的社会，也是错的。
而宋神宗在思想上偏向司马光，但在做法上，却选择了王安石。
是不是觉得有点绕？
先说司马光为什么是错的，他有两错：
1）很多人都认为，财富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
在宋朝，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国民生产总值（GDP）」这样的概念，所以司马光更对。
我看到过不少近现代的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比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
神宗就是这么想的，他曾在多个场合向司马光表示「朕意亦与卿同」。
他们都想错了，林语堂还说不必学经济，殊不知，就是因为不懂经济学，才错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巨大的财富增长，确实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但你想想看，工业革命是怎么来的？
是先有市场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对利润的追求，促使手工厂主改进机器设备，于是才有了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才是真正的，财富增长的法门，连工业化本身，都是市场交易的结果。
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现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效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贸易会带来分工，分工带来专业化，然后促进技术进步。
所谓搞经济，说到底就是要搞活市场，然后你就能看到明显地增长。
再者，前文提到过，宋朝经济发达，甚至远超盛唐：
宋朝人林勋在《本政书》中指出，「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宋朝疆域比唐朝小得多，岁入却大很多，原因在哪？
就在于商贸发达！
宋朝不光外贸做得出色，内需也很强劲。你回头再去找下《清明上河图》，仔细看，运河繁忙，沿街商铺鳞次栉比，甚至已经出现了品牌连锁等市场化概念。
宋朝的经济相对于唐朝，难道不算增长？
如果当时有人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同时像亚当斯密一样，把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给说清楚，那么《国富论》就会由中国人书写，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将会从宋朝开启，领先欧洲 500 多年。
可惜啊，当时的读书人只顾埋头读之乎者也，没心思去认真体察社会。
2）司马光搞错了阶级对立的方向。
他认为财富「不在民则在官」，显然严重脱离了生活生产实际。
谁说阶级对立发生在官和民之间？阶级对立，永远发生在食利者和劳动者之间，放在古代，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
后来南宋的陆游，对此就发表过不同意见：
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自非治世，何代无之？
以司马光的人品，肯定不屑于当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纯粹是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属于典型的，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的儒家士大夫。
即使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用这样错误的阶级观点看待问题，比如在讨论财产税等问题时，他们认为「官家不会刀自己」。
其实在皇帝眼里，地主一样是韭菜，说嘉靖不敢对沈一石动刀，不是笑话吗？
以上，司马光没看到增长，是一错；
搞错了阶级对立的方向，是二错。
宋神宗在观点上，是倾向于司马光的，为什么他最后选择的却是王安石呢？
因为这位年轻的帝王，信仰的是法家—— 一种可以快速榨取民力，使国家机器变得动力强劲的学说，类似于近现代的「国家主义」。
汉武帝时期，为了支持对匈奴的长期战争，财政大臣桑弘羊，就是用了一种近乎「军管」的办法，从社会攫取大量财富，才有了大汉王朝「虽远必诛」的霸业。
桑弘羊确实做到了「民不加赋」，只不过他眼里的民，只有农民。
他把税加在了地主和商人头上——要求他们据实申报财产，以供缴税。固定资产比如庄园、田地，甚至车、船都要交税，这叫算缗。
你想隐匿不报？那就鼓励揭发告密，申报不实者，发配边疆，没收财产，这叫告缗。
桑弘羊还实行盐铁专卖，由国家垄断供应，开发出「盐铁财政」。
宋神宗虽然不相信王安石可以做大蛋糕，但是相信他有胆子用法家的办法搞钱。
其实王安石所颁布的新法中，既有平衡分配的考量，也有做大蛋糕的功能：
上述表格中，值得被重点介绍的项目，一是金融改革，也就是青苗法，一直被当作王安石思想超前的典型；
二是税政改革，直到今天也依然很有借鉴意义。
1）青苗法
农民的日子什么时候最难？黄不接的时候最难，存粮吃完了，地里庄稼还没长好，这时候就需要向地主借贷。
地主也很乐意放贷，因为这是低风险的抵押贷款，首先是地里有青苗，其次是有土地。
假如碰到天灾，颗粒无收，就用土地抵债，土地兼并由此而生。
古代流行「不杀贫不富」，所以地主放的贷，必然是高利贷，可以逼得普通中产家破人亡的那种。
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用政府的放贷，取代地主富农的高利贷，政府也收利息，但要低不少。
按王安石的盘算，反正农民都要借贷，向政府借，既有保障，利息还低，官府也没有兼并田地的坏心思，何乐不为？
官府开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就相当于国有银行，这下不光多了利息收入，还把陈粮贷出去，收回来了新粮，简直皆大欢喜。
王安石在鄞县当知县时，曾亲自试点过这个办法，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少人觉得青苗法相当于现在的小农贷款，格局小了，它的功能其实和现代金融并没有本质差别。
因为在宋代，粮食就是钱——贯、石、匹、两。
而且常平仓的钱，不光农民可以借，城市居民也可以借。
青苗法的好处，除了保护农民免于被地主兼并，还是一种对债务经济的早期探索。
要知道，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用增加负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虽然王安石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但他的政策却会带来相同的效果。
2）募役法
又叫免役法，是对差役法的改革，相当于将人头税变成了财产税。
古代的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赋，如田赋，即农业税。
另一种就是役，比如劳役、差役，或者丁役，是政府强制性的义务劳动。
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就属于役。
出役多少，按家庭户的成年男性数量算，所以是人头税。
宋朝的差役法为什么要改呢？
首先是种类实在太多，太繁重。
除了有修桥铺路等基建的役，还有看仓库、催收赋税、捕盗、传递命令……数不尽数，这些役都需要农民来承担，那地还种不种了？
其次是摊派非常不公平。
宋廷规定，部分人群可以免役，比如低保户、单身男女、行商、僧道……听上去是不是还挺人性化？
但是士家大族，富户豪绅、城市居民也可以免役。
这样一来，所有的役，全压在了中产农民的头上。
结果就是他们既不敢扩大生产，担心突然被喊去服役，误了农时，也不敢多生孩子，怕家庭负担更多。许多人宁可当单身汉、盲流子，甚至沦为盗贼。
这一点，就连欧阳修、司马光等保守派，都认为非改不可，只是拿不出方案。
王安石的方案是改派役为募役。
意思是，你现在不用给朝廷出力了，该搞生产搞生产，出钱就行，政府拿着钱，雇那些闲散人员来服役。
以前，官户和寺院不用服役，现在也要交一份钱——只要有财产，就必须交。
用交钱代替服役，所以叫免役，朝廷雇人服役，于是又叫募役，用现在的话讲，这叫「差役货币化」。
货币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可以促进服役人员技能的专业化，提高效率。
二是因为都要交钱，那么大家就需要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出来换钱，这就加速了市场交换——前文提过，市场交易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另外，财产税相对于人头税，更能促进社会公平。
3）方田均税法
在土地政策上，宋朝搞的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意思是官府既默认土地私有，也不干预土地兼并，这样的话，官僚地主不搞兼并，岂不是傻子？
而且随着土地买卖、田产转移，地主和官僚互相勾结、互相融合，使大地主逐渐掌握了免税特权，形成了一种有田无税、有税无田的社会现象。
作为国家税基的自耕农，在税负和兼并的联合收割下，一步步走向破产，沦为流民，又增加了朝廷的维稳支出。
一减一增，就形成了对国家的财政的剪刀差。
所以说，土地兼并的结局，不止是贫富分化那么简单，还有国家税源的枯竭。
这种现象有多严重呢？根据《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史》中的描述，北宋中期，占总人口数约 6% 的地主，占据了全部垦田的 70% 以上，而占 80%+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只有不到 30%。
苏轼曾写文章描述过这个状况：
今夫一户之赋，官知其为赋之多少而不知其为地之几何也。
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又其奸民欲以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以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数十年来，天下之赋大抵淆乱，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流移而不知其所往。
连后来的大奸臣蔡京都知道，宋朝田税分离严重，必须要重新核田归税：
富者跨州轶县，所占者莫非膏腴，而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调反重。
一句话，宋朝的税，收得不公不实，大姓享其利，小民被其害。
王安石的办法是重新丈量并登记土地，依据田地的多寡、好坏来收税。
综上，理论上讲，王安石的这套办法，可以说是对症下药，也都符合当时的国情，比如青苗法，相当于宋朝的普惠金融；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相当于宋朝的「房产税」……只要举措得当，完全可以平抑兼并，实现共同富裕。
「既然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这就是这段历史真正值得深究的地方—— 一个牛逼的政治家，得到了皇帝的鼎力支持，推动了一场顺应时势的经济改革，设计了可以说是当时最为先进的政策……
一个对的人，在对的时候，做了对的事，结局却事与愿违，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小到一个公司，大到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改革之难，难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