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难，难在哪里？
上一篇讲到，北宋建国大约五六十年后，就开始在「三冗」问题中「温水煮青蛙」。
到宋神宗上台时，终于煮不下去了，国家贫富分化严重，财政暴雷，连官员奖金都发不出来。
再不改革，朝廷就要破产了。
于是王安石上线，搞起了变法。
变法主要集中在财政、军事两个板块，应该说取得了部分成功：
1）经济上，全国垦田总数增加了 20 余万顷（《文献通考》），财政盈余据说可以支撑 20 年的用度（毕仲游《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
2）军事上，王安石起用王韶经略西北，不到两年，就辟地两千里，史称”熙河开边”，是北宋结束统一战争之后，最大的一场军事胜利。
既然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还说「部分成功」呢？
因为变法很快就「人未亡，政便息」，不仅没有挽救北宋危局，甚至连变法本身，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造成北宋灭亡的祸根。
01
王安石变法虽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却也给我们刷到了不少经验。
要想完全地吸收这些经验，得先把格局打开，不要仅把这场变法当作一段孤立的历史事件，而应把它看成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王安石试图解决的，是历史周期律中，最典型的政治经济矛盾。
所以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验数据和实验过程，都非常重要。
「历史周期中的典型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还记得在上篇文章中，我提到历史学家 Stavrianos 是怎么评价中国历史的吗？
他说古代中国，从来都不是由政治家和商人统治的社会，而是由官僚和地主统治。
我虽然不太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还是有政治家的，但又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一结论，是有史实依据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确实绝大多数都是官僚和地主。
这有什么问题呢？
先说官僚。
官僚的产生，跟权力结构有关。
在封建帝制中，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这意味着你只有巴结领导，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力，结局必然是人人唯上。
当时北宋的情况就是这样，王安石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说：
今之时，士之在下者浸渍成俗，苟以顺从为得。 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辄怒而不听之。 故下情不得自言于上，而上不得闻其过，恣所欲为。
他的意思是说，在下面办事的人，都「以顺从为得」，即使知道不对，也会顺着上头的意思去做，这样就算做错了，也不会太难看。
要是不顺着上头的意思来，即便做对了，也不会很好看。
万一搞出事，那就有你好看！
但上头的人在一片奉承声中，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不愿听取下面人的意见，凭着个人喜恶，下一些脱离群众、不切实际的指令。
这种情况下，看着好像管事的人很多，但要么变成了写报告、做汇报的形式主义；
要么闹哄哄的，一旦遇事就只能层层上报，报到后来就没了下文，似乎每个人都在忙，但事情就是没解决。
这样的体制运行久了，就会形成一种很有意思的二元悖论：
当宏观问题暴露，人们表示不解时，他们解释道：「政策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
当微观问题暴露，人们直面苛政时，他们又会告诉你：「都是上头要求的，下面的人也没办法」。
那么到底是上头的问题，还是下面的问题呢？
恐怕整个系统都有问题！
王安石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系统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刷新系统，而是在旧系统中，重开了一个新系统的模拟器。
结果既增加了内存负荷，新旧系统还互不兼容，变法注定长久不了，关于这点我们后面会聊到。
再说地主。
大家传统认知中的地主，是这样的：
地主占有大片土地，种地的是佃农：
地主不用工作，只需躺着收租，是不是很爽？
但这里有个世纪之问——地主所占的「土地」，就只是土地吗？
是不是觉得我在卖关子？
经济学里有一套思维方式，我非常推崇。
就是说，现代社会的运转非常复杂，很多问题不容易看清，对吧？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入一个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型！
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模型呢？
历史里！
越往前溯，经济方式就越简单，模型也越简化。
比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不太好懂，对不对？
但你代入一个原始社会的例子，就能瞬间明白——按捕猎时间算，1 头羊=10 只兔子。
既然往前溯，可以找到简化的理论模型，那么当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一个「典型事物」时，往后找，是不是也能找到它所对应的复杂现象呢？
是！
比如，「土地」只是土地吗？
不是，而是「生存空间」。
什么叫生存空间？
在农业社会，土地就是生存空间；
在工业资本时代，工厂、机器等生产资料就是生存空间；
而在金融资本和城市化时代，就业和住房就是生存空间……
为什么鹤岗的房子不值钱？因为它没就业，没有对应的公共资源，也就没有年轻人的生存空间。
当你质疑「为什么不能居者有其屋」时，一定有人过来怼：「鹤岗房子便宜怎么不去买？难道只有一线城市的房子才是房子？」
这种言论就相当于古代人感慨「为何不能耕者有其田」时，有人跑过去怼他说：「青藏高原那么多地，你怎么不去耕？难道只有苏浙湖广的地才是地？」
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所以，地主所代表的，是一种所有制，而且是对生存空间的所有制。
地主占据生存空间，不事生产，躺着收租，这样的掠夺方式简直不能更爽，所以他有无数动机搞土地兼并。
王安石之所以推出青苗贷，就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
农民的日子很难，要数最难，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存粮吃完了，地里的庄稼还是青苗，为了熬过去，就需要向地主借贷。
地主也乐意借，因为这是低风险的抵押贷款，首先是地里有青苗，其次是有地，如果碰到天灾，颗粒无收，农民还不上债，还可以把地拿过来，兼并由此而生。
农民的生活紧巴巴，交完税，一般就只剩口粮，地主的利息又高得吓人，为了还债又需要借新贷，贷上加贷……直到卖地、卖儿卖女，最后全家沦为农奴，或是逃亡成为流民。
而且随着兼并的进行，田地不断转移买卖，地主和官僚互相勾结、互相融合，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主逐渐掌握免税特权，造成一种「有田无税、有税无田」的社会现象。
也就是说，土地兼并的结局，不止是贫富分化那么简单，还有朝廷税源枯竭。
自耕农在税负和兼并的联合收割下，一步步走向破产，流民增多，社会失序。
而朝廷呢？地主不交税，交税的自耕农或跑去给地主当佃农，或破产当流寇……
税基减少➜财政能力下降➜社会控制力下降……
越往后发展，朝廷就越无力应对内外局势的变化，于是历史走入「土地兼并➜农民起义」的治乱死局。
所以北宋发展到中后期，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他赵家一姓所独有的问题，而是王朝周期律里，普遍且典型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表面看，是新法的推行问题，实际上是一场与官僚和地主势力的博弈。
02
冗官和土地兼并的坏处，难道只有王安石看到了？其他人都看不到？
当然不是，范镇、欧阳修、苏轼，甚至司马光，全都看到了，也都写奏折批判过，他们还提过很多建议，有些正是后来王安石所施行的。
既然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也都能对解决方案侃侃而谈，为什么只有王安石付诸了行动？
这就说明变法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对于那些传统官僚来说，虽然平日里嘴上全是「舍家为国」之类的官话套话，但你真要让他交税，让他承担国家义务，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推辞狡辩。
就说苏轼吧，都说他是个好人，不摆谱，能跟「卑田院乞儿」做朋友，每每下到基层，看见百姓生活困苦，更是会忍不住要痛心疾首一番，他的《吴中田妇叹》是这么叹的：
今年粳稻熟苦迟， 庶见霜风来几时……汗流肩赪载入市， 价贱乞与如糠秕。
卖牛纳税拆屋炊， 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妇。
简直字字泣血，你能说他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吗？
但当讲到让官僚地主缴纳财产税，用以支付劳役时，他却说：「劳役必须由平民承担，就跟吃饭必吃五谷，穿衣必穿丝麻一样……」
这是什么鬼逻辑？
他还说：「士大夫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外出做官，效力之余也希望多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连厨房都萧条简陋，连饮食都粗制劣造，就像是一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他老弟苏辙的狡辩如出一辙，嘴上悲天悯人，身体却很诚实——享受特权可以，承担义务？没门！
连苏家兄弟都是这样的作风，遑论其他官僚。
国用不足，百姓贫困，改革财政就必然要向这些人动刀，不管谁来动这个刀，都一定会得罪人，从而承受脏水和明枪暗箭。
所以变法之难，既难在要求变法者有实心任事的毅力，
也难在要求他们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如果不搞变法，以王安石的人品和学问，混个岁月静好、名垂青史不难吧？最起码不会像后来那样被编排抹黑。
但他仍毅然挑起了变法大局，冲这一点，就当得起「伟大的政治家」这样的历史评价。
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他的政策设计，比如说青苗法很超前，相当于宋朝版的国有银行体系；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则相当于宋朝版的财产税云云。
其实对于一项政策，我们要学会既看到它的帽子，还要看到它的鞋子，更要看到它的手套子！
帽子就是名目，即它所宣称的要实现的目标。
鞋子是落地的结果。
手套子则是具体的措施。
举个例子，著名的「以改兼赈，两难自解」，
目标是让富户出粮，购买灾民的田地，
然后雇佣灾民在原来的田地上改种桑苗。
这样一来，赈灾的目的达到了，改稻为桑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两难自解。
但推行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豪绅大量兼并田地，百姓到手的口粮不足以支撑他们捱到产丝换粮，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饥荒和民变。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政策执行时，豪绅会借助灾情，趁机大幅压低田地的收购价，从 40 石/亩，压到 10 石/亩。
从这个角度看，变法之难，难在哪里？
绝不是难在政策设计，而是难在具体执行！
比如青苗法，目标是用国有贷款取代地主的高利贷，这样既能降低农民负担，抑制兼并，又能让政府获得利息收入，简直两全其美。
王安石当县令时，曾亲自实验过，效果很好，陕西也搞过试点，并取得了成功，为什么推广到全国，就问题频发，最后变成了扰民害民的劣政呢？
因为绝大部分官员，都做不到王安石那样清廉。
青苗法颁下后，贷款的利息收入就成了官员们的政绩，他们为了完成指标向上邀功，纷纷搞起了摊派和一刀切——强令不需要贷款的富户也必须贷款，还要给贫户做担保。
这就扰乱了市场秩序，增加了民间负担。
所以不管政策设计多牛×，最终还是要靠一个个具体的官员去执行，很多人也据此批评王安石用人不当。
其实根本不是用人当不当的问题，而是王安石的变法方针，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如果一定要用对了人，才能确保执行过程没问题的话，那么请问上哪去找那么多对的人呢？
王安石想到的，是通过科举改革，来选拔有用之才，甚至给朝堂换血。
但人才培养又怎是一朝一夕的事，而变法需求却迫在眉睫，所以为了让新法能够有效执行，应该先做什么？
应该先刷新系统——不改革吏治的话，再好的政策，一推行也会走样，终是枉然！
冗官给北宋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财政负担重，还有行政效率低。
现代管理学之父 Peter·Drucker 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一项工作，两个人两天干完，四个人几天干完？
注意，这可不是一道算术题，而是一道管理题，所以答案是反常识的——可能需要四天，甚至永远也干不完。
政府也好，企业也罢，都是一个讲究效率的组织，所面临的事务，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增加产出所必做的工作，这种工作产生效益；
另一种是因为内部流程所产生的工作，这种工作产生成本。
人员越多，内部流程就会被弄得越复杂，好让每个人都有事干，结果就是人越多，事越杂，效率越低，成本越高。
而且赵宋体制从一开始，就设计为通过增加办事流程、增设官位职能，搞分权，那么扯皮推诿肯定是常态。
有这么个事，说的是经历了第一次金军围城后，宋钦宗想在京郊搞一场阅兵，好让首都人民重新相信「厉害了我的宋」。
于是把重装备都搬到了京郊，其中就包括 500 门大炮。
结果金军的二次进攻来得太快，阅兵还没来得及搞，皇帝就下令坚壁清野。
总得有人把大炮拉回城内参与城防吧？
结果兵部推枢密院，枢密院推军器监，军器监推负责京城守备的京城所，京城所推给兵部下的驾部，驾部又推给库部……
最后不出意外，500 门大炮全落到了金军手里，被调转炮口，轰击汴京城头。
这样的官僚系统若不改革的话，什么事都干不成！
所以范仲淹的方案是对的，他先抓反腐，搞精兵简政，因为只有行政效率上道了，才谈得上经济、军事改革。
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事，也是因为先搞了「考成法」，整顿了官僚系统，把摸鱼混日子的人都清理掉了，后面的核田归税和一条鞭法才得以顺利实施。
只不过王安石看到范仲淹败了，就想绕过官僚系统改革，幻想不动官僚的蛋糕，他们就不会给变法添堵，实在过于天真。
王安石之败，不仅败在没有刷新官僚系统，还败在对反对派太手软。
他在任时，几乎没有砍人或撸人的记录，对待范纯仁、苏轼、司马光等刺头，也只是贬出京城，让他们到地方做官。
对那些实在做不了事的，就给安排个管理寺院或道观的闲职，依然发高薪。
这样做的坏处，首先是冗官更多了，财政更加吃不消。
其次是打压旧派官僚，又不打死，这些人就天天跟他搞舆论战，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动摇变法根基。
苏轼、苏辙、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个顶个都是文坛顶流，社会影响力巨大，他们天天充当「公知」给变法拆台，抨击新法是「聚敛害民、剥民兴利」……
有一句说一句，新法到底有没有「掠之于民」，使「国进民退」的地方呢？
理中客地说，有！
比如青苗法（官方放贷）、市易法（官办企业），虽然初衷是用政府经营替代垄断商人，以减轻百姓负担，但我们都知道，官府直接参与经济的结果，一定是寻租、腐败、低效，和更大规模的垄断。
因为官府拥有平民无法监督的公权力，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玩法，注定会把市场玩死。
新法固然有不可取之处，但正确的态度，难道不是在实践中动态调整，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么？
全盘否定算怎么回事？新法中还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怎么看不到呢？
比如募役法，相当于宋朝版的财产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又如保甲法，相当于宋朝的户口和预备役制度，如果北宋末年还在搞的话，靖康之耻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范纯仁、苏轼等人，都曾是反对变法的刺头，但后来亲眼目睹了变法的好处，都纷纷上书说「新法不可尽废」。
户部尚书李常说：”法无新陈，便民者良；论无彼己，可久者确。”
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你管他什么意识形态，什么白猫黑猫，只要能给国家带来好处，就应该采用！
但反对派不管这个，司马光在洛阳修书的那十几年，似乎憋出了什么心理大病，凡是王安石定的政策，不问好坏，废了再说；凡是王安石起用的干部，不看才干，全都贬黜；凡是王安石贬罚的官员，不管缘由，尽皆拔擢。
气得苏轼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为了废掉王安石的成果，司马光甚至退还「熙河开边」的土地……一寸山河一寸血啊，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政治斗争，我能理解的有：路线之争、理念之争、利益之争、权力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但司马光所为，明显已经超出了上述范畴，不叫意气之争，还能叫什么呢？
意气之争的结局，必然是滑向党争，就是不顾大局，甚至不讲利益，只讲站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而且新法中的募役法，最初还是司马光建议的，只是被王安石施行了出来，但是司马光仍把它废了，甚至要求五天内恢复成仁宗时期的差役法。
在信息、交通不便的古代，官员们都觉得不可能，只有投机分子蔡京强行完成了这一任务，然后就受到了司马光的提拔。
不错，投机分子蔡京，走的其实是司马光的门路。
明末清初，目睹清军入关、山河破碎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想从历史中找王朝兴衰的答案，他在《宋论》一文中，愤慨地写道：「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
所以要想变法成功，就绝不能对反对派抱有幻想，要么把他们一打到底，要么就培植出足以压制他们的新势力。
比如商鞅，就以军功爵位制取代世袭爵位制，相当于扶植军功贵族，压制世袭贵族。
所以说，跟既得利益集团做斗争，拉一派打一派是必须要有的手段，王安石想要推进财产税，就应该拉拢自耕农，打击地主。
但他却急吼吼地同时搞起了国企垄断，把盐铁等生活物资的价格推得老高，这下又把农民给一起得罪了，两头不讨好，变法还怎么搞？
03
假设王安石下线后，宋神宗不搞集权斗争，之后掌权的高太皇太后和司马光也不是尽废新法，而是通过系统调研，对其修复和完善，同时逐步裁撤冗官，那会不会有另一番景象呢？
但历史不容假设，如果说北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是党争，那变法又何尝不是毁于党争呢？
若要认真追究起北宋党争起点的话，你会发现，固然不是王安石，却也不是司马光。
往前溯，宋英宗时期的「濮仪事件」，跟明朝嘉靖皇帝的「大礼议」其实是一个性质，表面上都是在吵应该怎样给皇帝认爹，但实际就是在党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再往前溯，别忘了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是怎么败的，范仲淹就被扣过「朋党」的帽子，同样也是党争。
实际上，赵宋官家从建国之初，就信奉「议论相绞」，即挑拨不同路线的人相互掐架，自己当裁判、搞平衡，稳稳地幸福。
所以事实就是，集权体制下，党争是必然，非要论个责任的话：赵宋体制 ＞ 司马光 ＞ 王安石。
而在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地搞变法，很容易「人亡政息」，因为一旦换个领导，就会换一条路线，换一批马仔。
古代的变法也好，新政也罢，大多不能延续，其实都有这个原因。
纵观历史，似乎只有商鞅和桑弘羊等「军国主义者」做到了「人亡政不息」。
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差别，除了前面提到的「拉一派打一派」之外，还有哪些呢？
1）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
战国纷争，秦国若不变强，就会被吞并，所以秦国内部对变法的态度较为统一。
而北宋则不然，当时的辽和西夏也在堕落，各国进入到了「比烂节奏」。
北宋是难，只是难在开支太大，只要紧日子能过，不少人还是愿意接着苟，所以对变法的认识并不统一。
2）秦国的变法发生于崛起初期，这时的既得利益集团实力有限。
北宋变法发生于王朝中后期，既得利益已经盘根错节，如果没有稳固有力的强权，披荆斩棘、长期推动，变法很容易功亏一篑。
3）自古以来，扩张官府权力的改革都更容易，削减官府权力的改革则更难；
私有变国有的改革更容易，国有变市场的改革更难。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沿用的是分封体系，国家权力分散，商鞅通过搞「军国主义」，加强了君主集权。
所以即便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但是看到变法能给自己带来集权的好处，依然会继续推行新法。
而王安石所面对的北宋，已经是一个君主高度集权的国家了，变法的任务，应该是精简冗员，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事实也证明，王安石那些扩张国家控制的举措，比如市易法、均输法，最终都成了扰民害民的劣政，从而受到官民的一致攻击。
所以理论上讲，王安石的改革方向，跟商鞅应该是相反的——秦国搞国家主义，北宋应该去中心化。
这难度就要大得多了，别说王安石没搞对方向，即使搞对了，也不见得搞得动。只能说王安石的运气也没有商鞅好，没有恰好碰到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国家，也没碰上一个肯充分授权且相对长寿的好君主。
综上，若想变法成功，光有勇气和高明的政策设计是远远不够的，还须有：
1）精当的执行策略——若不狠抓反腐，再好的政策也推不下去；
2）超前的战略眼光——反对派若不彻底打服，或被新势力压制，政策就容易反复；
3）敏锐的政治嗅觉——靠皇权推动的改革，必然要靠皇权来维持其延续性。
如何平衡皇帝的意志和国家的利益，是集权体制下，改革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